互利共贏 走入正道

最近討論得比較火的是經濟學的合約理論。我都有涉獵過這個理論,但覺得很多概念並不太正確,或混淆不清。首先在經濟學上而言,有看法認為公司是由合約組成。因為每個市場參與者(market participants)每一刻都可以直接在市場交易,無需透過公司去進行。然而這樣的交易每次皆討價還價過於繁鎖。他們說這是交易費用(transaction cost) 所致。這是對公司形成的一種解釋,最著名的是高斯發表的經典之作The Nature of the Firm。

這個解釋不能說是錯,但只屬片面之論。首先厘定合約需要最少兩方,不可能自己與自己定立合約的。定立合約的兩方包括三種情況:1. 個人與個人之間;2. 個人與組織之間;3. 組織與組織之間。但組織也不一定是公司,可以是政府或公共機構。由此可推論,整個社會都是由合約組成。甚至政府與政府之間,即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也是由合約組成。

從普通法的觀點看,口頭上的協議已經是合約。很多是屬於即時短時期內完成的合約,稱之為spot market contracts。反過來問,公司可不可以不由合約形成?答案是可以的,因為可以有一人公司。自己是無須與自己定立合約的。但公司則必須與外面的組織有合約關係,包括客戶,公司及政府。當你成立一間公司,領取商業牌照,巳經是與政府定立合約了。這合約是約束公司做什麼業務。還有規定會議程序,核數報告等。

至於公司與個人定立的合約一般是顧傭合約。顧傭合約主要是定明員工薪酬及褔利,是保障顧員。另外是工作時間及性質,但都只能概恬地列明。合約不會連員工去廁所的時間也有限制。所以Incomplete Contract Theory指合約有不完整性就是這個意思。但要解釋不完整性,首先要定義如何才是完整合約。這是無法定義的,因為未來有太多未知之數(contingency)。但這些學者忘記了,一間公司除了有顧傭合約之外,還有規章制度,更可以隨時由管理層作出變更,這對顧員是另一份合約。事實上,國家的憲章法律也是一份合約。若不想尊守這些合約,大可搬離此國。同樣,公司與顧員若不能磨合,有解除合約的機制。若仍無法解決,可交由仲裁,甚至訴諸法律。

至於公司之間的合約,狹義的看法是以利潤為前題。但商業社會講求的是長遠合作關係,未必只看眼前利潤,也不會只看一次性的利益。可能會是上次你先賺,這次讓我賺,才符合互利共贏的原則。如果說用合約設計去令經濟運作更有效率,減少資源浪費還有點意思。但首先要証明,是否合約設計不當導致資源浪費。不過私人公司也沒有誘因去做這些事,可否用公共政策去修正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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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展仁義,鳳舞禎祥

先向各方友好包括西方朋友拜年,祝大家百業興旺,世界和平。我亦有不少西方的朋友,他們也知道中國人重視春節。

今年車公廟為香港求得上簽,我也來學學解簽。簽文說:

「丹鳳飛舞去潮陽,大展翔毛彩色香;來儀偏向仁者宅,修福自然啓禎祥。」

丹鳳是比喻人才,這比喻人才適逢明時,應有所作為。古時尊鳳凰為神鳥、吉祥之鳥,具仁聖之德。意指國有盛德,致神鳥翩然來臨。 對國家是大吉的徵兆。而依據今文家的解說,「鳳凰來儀」乃祥瑞之兆;但這個徵兆是有先決條件才會出現的。條件就是國家有盛德而至於極,要做仁義之國。

據《史記楚元王世家》 曰:「 國之將興,必有禎祥」禎祥就是吉祥的徵兆。但重要的是盛德和修福。

而今世道紛亂,人們勾心鬥角,西方國家代表多年的西方文明典範,應共同對世界和平負起更大的責任。

大學教育及經濟學研究

大學時期我不算是一個勤力學生,因為剛應付完中七會考,進入大學後,會有如釋重負的感覺。外國有很多名大學也是難進易出的。現在回頭細想,我覺得在大學唸書真的不必太勤力,但必須專注。太勤力其實都只會是唸死書。這話怎說?原因很簡單,因為很多學科,特別是經濟學,很多東西是環環相扣的。初級學者通常是局部學習,會較難掌握互相之間的關鍵。就好像一幅大的圖畫,整幅圖還沒看完,無論如何勤力去看「局部」都是無法理解整幅圖的真意。

讀書不是看過就算,是需要理解的,而理解就需要有一定的記憶。記憶可以幫助理解前文後理,才能融匯貫通,一氣呵成。否則看到第十頁,前面九頁已忘掉,如何還能看下去?理解和記憶就需要專注。否則一本書看完腦裡面是空白的,那就是死讀書。就算是一本很垃圾的書,看過了也應該要理解什麼東西是亂講的。所以大學生專注地掌握基本的概念已經足夠。若要進一步鑽研當然可以進入研究院。

我認為唸大學主要有三方面的訓練:

  1. 溝通(communication) – 溝通就是要學習交流(exchange),交流就包括意見的表達及聆聽,了解別人的意見,當然也要懂得接受好的意見。
  2. 思考(thinking) – 思考就是要學習分析能力(analytical power),對問題有一定的觸覺性,並且對現實環境的限制有認知。
  3. 寫作(writing) – 寫作就是要學習把思想及分析有組織地表達出來(presentation)。表達是包括邏輯推理,行文組織,引述評論三方面。特別是引述文獻(citation)在學術界己有一套準則,必須跟隨。

值得一提,在學術界的引述文獻是有其作用的。它的作用就是要令讀者可以跟蹤到研究的來龍去脈。拿了別人獨到的意見不註明出處就是抄襲。學術就是靠大家各自做一點,看看誰能找到大寶藏。引述文獻有時也不一定是正面的,負面的也有。但文獻有錯也不一定指文獻對學術完全沒有貢獻。做假就完全不能接受。

要讀活的書,也要做活的學問。森穆遜(Paul Samuelson) 說:「我們經濟學家都忙於最大值和最小值」。森穆遜是專研經濟數學模型,對此自然心感體會。其實經濟學家對經濟學是否一門科學甚至有過激烈的爭辯。

1974年瑞典經濟學家默達爾(Gunnar Myrdal,1898-1987)與海耶克分享諾貝爾經濟學獎。海耶克本人就不認為經濟學是一門科學。其中一個主要論點是指,經濟學的數據無法像科學研究受到控制。不過有經濟學家,如佛利民(M Friedman)己指出,科學研究也有一些現象/數據是無法受控制的,但這無損其科學研究的本質。然而海耶克和默達爾兩人的政治立場南轅北轍,前者是右翼,後者是左翼。有指默達爾不滿諾獎委員會把他與海耶克並列。默達爾原是社會學家兼政治人物(曾做國會議員)。好的著作都在大學以外完成,他最著名的著作是1938年出版的《美國的困境:黑人問題與現代民主》,對研究美國的種族問題有很大影響。他1961年才回斯德哥爾摩大學任經濟學教授,可能志在大學過過「日晨」,並任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理事會主席。

經濟學被視為一門科學,數學的應用在經濟學大行其道,但海耶克是少數不屑用數學或統計學的經濟學家。海耶克曾說經濟學家把他視作異類,可見他的經濟學說在行內並不討好。雖然海耶克反對政府干預,但有不少人,包括凱恩斯在內,就指海耶克無法在干預與不干預之間畫一條明碓的界線。所以海耶克的理論只流於空泛的討論。甚至有人指海耶克是個「深不可測的傻瓜」。而海耶克則認為那些經數據驗證的理論是虛假的。

海耶克走遍英美,先劍大而後芝大,但海耶克說當他初到英國之時,便感覺到他是屬於英國的。看來海耶克喜歡英國多於美國。其實在當時來看,芝大只是新進的大學,比起劍大更是相去甚遠。芝大創校於1890年,只是比港大的創立早約十年,但芝大的國際聲譽步履神速,其辦學方針確有一手。芝大經濟系曾出過多個諾貝爾獎者。

經濟學雖然被視為一門科學,但它跟科學是有分別的。凱恩斯就說了這麼一句話:「所有的(經濟學)重點在於應用理論以詮釋當前的經濟生活。」意思非常的清楚,經濟學必然與生活有關,亦即是與現實有關。但物理學的研究則不一定與現實有關。芝大的高斯(R H Coase) 在The Nature of the Firm 曾提到劍大經濟學家羅賓信夫人(J V Robinson, 1903-1983)提出,經濟學的假設(Assumptions)有兩個條件:1. 是否易於處理(Tractable);2. 是否與現實相符合(Correspond with the real world)。佛利民(M Friedman) 指假設並不重要,在這一點上很多經濟學家都不能同意,包括海耶克。而我在此則加多一項:經濟學的假設必須考慮是否與整體邏輯一致。理由很簡單,經濟學是一個整體,環環相扣,觀全局有其必要性。

就以阿羅(Kenneth J Arrow)的不可能定理(Impossibility Theorem)為例,其中的假設便有問題。再重溫一下不可能定理,阿羅假設群體中的每一個成員都能夠按自己的偏好對各種選擇進行排序,簡述如下。假設社會群體A,B及C對三項政策綜合成以下三種排序:

A: 政策X > 政策Y   (X > Y)

B: 政策Y > 政策Z   (Y > Z)

C: 政策Z > 政策X   (Z > X)

根據邏輯學,可以推出以下三個結論:

若政策X優於政策Y,而政策Y優於政策Z,則政策X必優於政策Z。 X > Z

若政策Y優於政策Z,而政策Z優於政策X,則政策Y必優於政策X。 Y > X

若政策Z優於政策X,而政策X優於政策Y,則政策Z必優於政策Y。 Z > Y

綜合而成的排序是:

X > Y       Y > X

Y > Z       Z > Y

Z > X       X > Z

但這明顕是有矛盾的,因為不能同時出現X > Y及Y > X。我前文己指出只有廣義理性選擇才可能出現這種情況。所以不可能定理其實就是「不可能有結論」的意思。由此亦可見整體邏輯的重要性。

數學被應用到經濟學分析己非近期的事。凱恩斯在大學是唸數學的,但他寫的書還是較講求邏輯推理的。我個人的看法是,數學只能被用作輔助工具,數學的結論是絕對不能直接用作經濟學的結論。以一般均衡理論為例,它用數學模型加入特定條件,証明存在一般均衡。但這能說明現實世界的情況嗎?把數學的結論與現實情況相結合是很危險的事。說到一般均衡理論,我就較欣賞同屬數學系出身的希克斯(Sir John R Hicks, 1904-1989) 的IS-LM分析。這是縯繹了商品市場‧(product market)及貨幣市場(money market)的一般均衡分析,有助於了解現實世界宏觀變數的相互關係。這是凱恩斯學派的主流。希克斯與阿羅於1972年分享諾貝爾經濟學獎。

經濟學既是一門科學,又要符合現實,究竟怎樣的研究才是好的研究?這個問題我想了一下,基本上研究的質量可以用以下三個因素去評定:

  1. 創新性Innovative) – 結論是否具突破性,有新的觀點或發現。
  2. 重要性(Significance) – 如果是商業性質,重要性當然是指能否賺大錢。但學術的重要性就不是看錢,一般是看其影響的層面有多大,是否有普遍性等。有時研究開始的影響的層面小,但慢慢會擴大。例如互聯網開始的時候用的人比較少,慢慢越來越多人用,影響的層面就會擴大。賺錢則是後話。另外是看研究是否解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經濟學講求效益,這必然間接與錢有關。
  3. 技術性(Technique) – 這是指研究有沒有運用最好的方法。但什麼叫最好也是見仁見智。複雜的方法未必是好的方法。但可以肯定一點,用簡單的方法解決到複雜的問題必是高手。

計量經濟學對推動經濟學更為科學也是居功至偉。有人說凱恩斯是計量經濟學的推手,因為凱恩斯創立宏觀經濟學,而計量經濟學主要用於宏觀經濟學上。我最近看到海耶克說,原來計量經濟學的始創人是英國的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亞里斯多德開創了統計學,但只作統計調查,而配第則引入了收集資料和分析資料於統計學上,是計量經濟學的芻形。

配第原來學醫,取得醫學博士後在倫大執教。又做過隨軍醫生,及當選為愛爾蘭國會議員。他不是經濟學教員,但利用業餘時間研究社會經濟問題,對英國決策者經常提出政策意建。配第聰明勤奮又善於投機,晚年是一名大地主,又創辦漁場、冶鐵和鋁礦企業,頗具商業頭腦。馬克思對配第並無好感,但他還是稱配第為「政治經濟學之父」。可見馬克思也不得不佩服。配第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始祖,比阿當史密斯(Adam Smith)還要早,主要著作有《賦稅論》(1662),《政治算術》(1672),《貨幣略論》等。

「微斯人,吾誰與歸 」

有朋友問我,如何寫出一篇好文章,我說,只有想不到的概念(idea),沒有寫不出的文章。我的意思是,寫文章的重點是在想,而不是在寫。想得到就能寫得出。而看書的目的主要有三個方面:1. 娛樂性;2. 資訊性;3. 分析性。娛樂性就是書看完覺得有趣,過隠,看完就算。書中之說天南地北,或自我吹噓一番並沒有什麼實用價值。娛樂性的書或可熱哄哄的引起一陣熱潮,但通常沒有什麼永恆價值。資訊性就是書中有一些資料,雖然其他的地方也可能找得到,但書集中在一個題目會較有系統。不過這些資料必須是事實及客觀。資訊性的資料大多屬二手,所以必須留意其資料來源。

最後分析性是指作者對一些問題的看法,評論及分析,這方面較著重邏輯及理據。分析越獨到,越深入,書的價值就越高。但這類書寫出作者個人之見也是最危險的,因為不是所有作者均可作出正確分析,而讀者也未必有足夠能力去探究書中分析是否恰當,或只是個人的觀點。佛利民(M Friedman)曾經說過,經濟學是如此的簡單,只需要一張紙就寫完,但能夠真正了解其真意的又是如此的稀少。有分量的作品需要有分量讀者,正如遇上一個高人,總會沾到一點功力。否則如入寶山空手回,捉到鹿也不曉去脫角。所以這類書最需要有份量的讀者。但云云眾多書中也不知那本是寶物。范仲淹〈岳陽樓記〉說:「微斯人,吾誰與歸 ?」這類書甚至會產生「負知識」的作用,很多是在胡扯,我可以說現時外面關於中文房地產理論的書只是「個人之見」,沒什麼價值的,讀者看後會讀壞腦,看完衰過未看過。其實一本書只要有一頁是精采的,這本書已可值回票價。

有很多人以為大學才會出優秀的學者,其實在大學以外做的研究比大學更為優勝,主要有兩個原因:

  1. 沒有學科的限制,可以做更多符合個人興趣的課題。大學數學系的教職員當然可以轉去經濟系,但身在數學系就不可能做經濟學的研究,否則便是不務正業。例如納殊(J Nash) 一直都在數學系,從未做過經濟學的研究;
  2. 沒有工作考核的限制。大學對教職員的考核主要是學術出版,甚至要求出版在什麼學報才算數,升職加薪都是靠這些。通常要英美的學報才有份量。而這些學報己傾向接受有數理背景的文章。因為他們認為這樣才是科學。所以如果你做一些研究分析偏離這些學報要求的「數理通道」,便休想過工作考核的關。其實幾條方程式又怎能解釋複雜的世事?這些學者忙於如何鑽進這學報要求的「數理通道」,又怎會有空閑去探究現實世界的真理?為工作而寫作始終是技差一籌,難成大器。

有些學者到一個階段便轉去做行政,或參與商業事務,或涉足政治,不是說這些工作不好,但做任何事都有代價,人的時間精力亦是有限的。特別學術工作需要一個純靜的頭腦,思考和學養都是經年累月的成果。科學研究在二三十歲時做最好,而人文學科可能要到四五十歲才累積到足夠的學養。這種功力是靠「累積」,而不是科學的發現(discovery)。沒有專注在學術工作,等於是離群之馬,或者做那些非學術工作有一定的滿足感,但學術工作的成績表空空如也。學者花時間寫一些報紙文章也要留意,報紙是比較通俗的文化,報紙老闆咀臉為了私利可能不容許學者表達某方面的立場,少少錢使死人。而且這會影響思維的能力。佛利民說,沒有免費午餐(Free lunch) 這回事。其實免費午餐可解讀為搭順風車(Free riding)。學者在報紙上胡扯亦是會影響形像的,這些都是代價。華文報章在國際的影響力輕若鴻毛,學者應時刻記著,你的競爭對手是歐美的高手,而不在本地。

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高錕,雖然也做過大學校長,但他是在大學以前寫出光纖傳送信號的文章。高錕於1957年加入國際電話電報公司(ITT)旗下一英國子公司任職工程師。他在ITT設於英國的標準電信實驗有限公司工作了十年,因利乘便,其間於1965年高錕取得倫大的電機工程哲學博士學位。高錕在ITT時期,研究如何利用玻璃纖維進行信號傳送,其中在1966年發表的《光頻率介質纖維表面波導》論文中指出,用玻璃纖維可進行長距離資訊傳遞,最終帶來通訊事業的新發展。當時也有學者不識貨,指光纖理論是天荒夜談。

我在1992年在美國一份期刊(Research Technology Management)推介高錕的研究。後來他真的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大學中人就缺乏這種器量,他們說是互相競爭,其實是互相猜忌。我兩年前見高錕在跑馬地圖書館借書,很多人都不認識他,但他做的研究人們是不會忘記的。最近得諾貝爾醫學獎的屠呦呦也非大學中人,她是因越戰由國家主導的研究項目而得獎,有國家資金支持的。屠呦呦的青蒿素是根據古醫書做出來的,所以她的研究仍不算是發現(Discovery),也不是發明(Invention)。她個人的努力固然重要,但亦可以說是發了戰爭財。中國大學的水平與西方仍有一段距離,大學中人要取得重大成就並非易事。

我曾與英美兩名學者合作寫論文,事先大家說好文章作者跟英文姓氏字母排。貢獻則平分。如果真是要分作者的貢獻比例,可以在註腳說明各自的百分比。但有時學術貢獻是很難分得清楚的。例如想出一個關鍵的概念有多少貢獻?負責資料搜集及整理的卻可能用去大量時間,但學術貢獻微不足道,不過視乎情況也可加入為作者之一。中國人是較難合作的,心胸較窄怕蝕底。我與西方人合作較多,處事公平合理,不會太想討別人便宜。我在此寄語:中國人若要提升學術水平,首先得提升個人器量。森穆遜(Paul Sameulson)提過有朋友(Harold Freeman)問他,如果魔鬼想用一個精采的理論去交換他的靈魂,他會如何?森穆遜說:「我不會同意」,但如果交換的是不平等(Inequality)理論,則另當別論。由此可見,平等或不平等不是件容易處理的問題。我1993年在MIT做訪問學者也跟森穆遜交談過,他當時那個年紀還在辦公室工作,實在令人敬佩。

值得一提的是,凱因斯(J. M. Keynes)原來不在大學工作,他畢業後未能加入財政部,結果入了印度部。馬歇爾(Alfred Marshall)叫他專供經濟學,後來當了馬歇爾的研究員。馬歇爾曾經對凱因斯有這樣的評語:「我相信你未來的事業不會以經濟學家自限。」後期凱因斯雖然掛名在劍大,但根本無需靠大學的薪金生活,所以他不完全是大學職員,更從未做過教授。凱因斯的學歷是如此的簡單,但他的人生卻是如此的精采。期間凱因斯專注寫書,並擔任Economic Journal學報主篇。芝大曾去信邀請凱因斯加入,他的回覆是:「無法離開劍橋」。我估凱因斯並不太熱衷於學院的工作。我看凱因斯是一個比較實際的人,他曾說過,經濟利益是真實具體的善。所以凱因斯認為經濟學理論的要旨是沒什麼價值的,除非能得出實際的結論。然而凱因斯也是一個多才多藝的經濟學家。凱因斯的妹(Margaret Keynes)夫希爾(Archibald Vivian Hill,1886-1977, UK)是一位生理學家,於1922年獲得諾貝爾醫學獎。

從理性看「不可能定理」

14世紀英國邏輯學家奧卡姆(William of Ockham/Occam,約1285-1349)曾在《箴言書注》中說過:「不要浪費較多東西去做用較少的東西同樣可以做好的事情。」後來人們叫這做奧卡姆剃刀定律(Occam’s razor)。奧卡姆認為很多人為一些空洞累贅的事物爭論不休,因此他主張只承認確實存在的東西。奧卡姆令科學、哲學與神學分開,不混為一談,後來更影響了歐洲的文藝復興。

我曾經問過一家大學經濟系的朋友,我說你們經濟系的學術研究如何,他說他們同事發表的論文都用上很高深的數學。外行的人可能會認同,但想清楚,經濟系是研究經濟問題,而不是研究數學問題。如果數學了得,為什麼不去數學系,而要在經濟系混?其實說白了,數學只是工具,只有當你遇到一個經濟難題,又需要用上什麼門派的數學,數學才會有用武之地。法國著名哲學家、數學家笛卡爾(René Descartes,1596-1650)就曾經說過:「我只會做兩件事,一件是簡單的事,另一件是把複雜的事情變簡單!」

我想在此提出經濟研究的四大方向:

  1. 在經濟思想上有新的看法,並對經濟理論有重大啟示;
  2. 在經濟理論上有新的發展,或取代現有的理論,並在實際運作上有驗證支持;
  3. 對經濟問題提出新的及有效的解決方法,並在實際運作上切實可行;
  4. 在廣泛及重要的經濟理論上,提出更有效的驗證方法。

但我想指出一點,用數學去解決經濟問題只是頭腦簡單,可能反而令問題更加複雜。

這令我想起了羅馬尼亞裔美藉經濟學家阿羅(Kenneth J.Arrow,1921-)。阿羅是讀數學出身,但奇怪的是後來當了經濟學家,並於1972年(51歲)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當時是最年輕的諾貝爾經濟學得獎者。

阿羅最著名的是提出不可能定理(Impossibility Theorem) 。他在1950年發表社會福利概念難題 “A Difficulty in the Concept of Social Welfare" (JPE)一文及溶入他的另一本著作《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1951)一書中,採用數學證明,整個群體的偏好次序,以至選舉方式是不可能通過投票決定的。阿羅因此質疑是否存在社會偏好函數。

阿羅提出了一個有趣的例子,假設群體中的每一個成員都能夠按自己的偏好對各種選擇進行排序,簡述如下。

假設社會群體A,B及C對三項政策綜合成以下三種排序:

A: 政策X > 政策Y   (政策X優於 政策Y)

B: 政策Y > 政策Z   (政策Y優於 政策Z)

C: 政策Z > 政策X   (政策Z優於 政策X)

根據邏輯學,若政策X優於政策Y,而政策Y優於政策Z,則政策X必優於政策Z。但這明顕與C所選擇的有矛盾。因此,阿羅得出了一個驚人的結論:用投票方式是不可能決定社會最優的偏好!不可能定理甚至運用數學的 Gibbard–Satterthwaite theorem去證明。

我起初覺得不可能定理是有點棘手的,但當我完成了「經濟學的理性假設」文章(見《經濟學新思維》),再細心思考阿羅的不可能定理,發現不可能定理提出的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我試舉以下一例:

假設人們A,B及C對蘋果,橙及梨有以下三種偏好排序:

A: 蘋果 > 橙   (蘋果優於橙)

B: 橙 > 梨   (橙優於梨)

C: 梨 > 蘋果   (梨優於蘋果)

從這樣的偏好排序去看,你永遠無法決定社會整體偏好,因為人們的偏好並非依序排列(ordinal)。這種偏好因人而異,你喜歡蘋果,他喜歡梨,各有所好。這便是我之前所說的「廣義的理性」,這是沒有固定模式的,是無所不包的。阿羅說人們的選擇是基於品味(taste)和價值觀(values),但我認為不單只是品味和價值觀,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小算盤,通常都是先以自己的利益做出發點。例如要選擇什麼區起骨灰龕場,一個是太平山附近,一個是慈雲山附近。你若家住或擁有物業在慈雲山,你自然選擇太平山,反對慈雲山興建。反之亦然。

以上的情況也可以叫做非線性排序(non-linear ordering)。現在試試用線性排序(linear ordering) 去看看如何。

A: $1000 > $500

B: $500 > $100

因此$1000優於$500,也必定優於$100。在此情況下,不可能定理提出的例子是不可能出現的。我想強調一點,我並非推翻不可能定理,我只是想說不要把簡單的問題複雜化。能用簡單的方法去處理複雜的問題才是高手。這亦說明了,要解決問題必須先認清問題的本質,再看用什麼方法去解決。舉一個例,就是有船翻沉了,也得先看是多大的船,再決定派一艘多少噸級的打撈船。道理就是這麼簡單。

再回到上面排序的問題,在社會集體偏好上看,一般是以多數(majority)為依歸。不可能定理提出的例子是可以通過投票得到各個選項的百分比,例如:

投政策X的有30%

投政策Y的有60%

投政策Z的有10%

(假設沒有廢票,全部加起來是100%)

則社會集體偏好應是投政策Y,投票率有60%的大多數。但若出現以下情況:

投政策X的有30%

投政策Y的有45%

投政策Z的有25%

投政策Y仍然比其他兩項高,但卻不是過半數的大多數。在公共選擇上仍然可以選Y,但要視乎社會接受的程度如何。最後,我想帶出兩個問題:

  1. 社會偏好如何定義?大多數人的偏好是否就是社會偏好?
  2. 社會偏好的是否一定對整體社會有利?

我在20年前提出一個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例子(見《經濟學新思維》),宋高宗恐怕岳飛大敗金兵,把徽欽二宗救回威脅其皇位,於甚是利用秦檜殺害岳飛。有時某些選擇對於個人是理性,但在整體上則屬離經叛道。

將個人的偏好彙集成社會的偏好是否只是一項法則(Rule),而非必然的結果(Law),這些問題應留待鍥而不捨的經濟學家去進一步思考。

文學欣賞之文人多大話 (下) 完

唐玄宗早期極重視人才,又勤於治理國政。但晚期變得生活奢靡,怠於政事,政治上開始腐敗。他罷免賢相張九齡,奸相李林甫則被重用為相。李林甫專權亂政達十六年,杜絕言路,排斥忠良,但總算仍可穩著政局。李林甫死後,楊國忠的專權亂政更甚,排斥異己,搜刮民財,賞罰不公。沒有最壞,只有更壞。公元754年雖然關中災情嚴重,但楊國忠瞞騙災情,民不堪命。安祿山和楊國忠又互相爭寵。安祿山甚獲玄宗寵信,更拜楊貴妃為義母,因而被楊國忠忌恨。兩人交惡最終導致安祿山以討楊之名造反。

公元755年,由安祿山與史思明發動的一場內戰,稱安史之亂,歷時八年(至763年) ,乃唐朝由盛而轉衰的轉捩點。

李白因得罪楊貴妃及高力士而被貶。早年唐代名將郭子儀獲罪待刑,得李白保釋,郭子儀方免一死。後來李白受牽連獲罪,得郭子儀報恩力保,李白免於一死,改為流徙夜郎,後遇赦。真是善有善報。

綜合而言,讀詩不外乎五個重點:(一)景物描寫;(二)感情抒發;(三)意見表達;(四)行文氣勢;(五)詩律工整。這五點是必須留意的。

描寫景物和抒發感情都可以較為直接,但表達意見則可能涉及政治,那個時代會較為敏感,通常會用曲筆。看看李白這首傳頌千古的《登金陵鳳凰台》:鳳凰檯上鳳凰游,
鳳去台空江自流。
吳宮花草埋幽徑,
晉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
一水中分白鷺洲。
總為浮雲能蔽日,
長安不見使人愁。

留意最後兩句「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表面上指浮雲蔽日不見長安,但有什麼好愁的?一般看法是,浮雲蔽日指奸臣當道隻手遮天,長安是指皇上,意指皇上被矇騙,政局令人憂慮。寫景只是襯托,表達政見才是重點。

再看看杜甫的《八陣圖》: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這首詩明顯是在表揚三國時代的諸葛亮。但留意最後兩句,江流石不轉是指江水在流動但水中石塊絲毫不動,意指無法改變局勢,失去吞滅東吳的機會。但我的看法是,江流石不轉是指安祿山無法改變局勢(石是指安祿山),失敗遺恨告終。安史之亂在763年被平定結束,安祿山和史思明均被其兒子所殺,而杜甫寫這首詩是在766年,時間上是吻合的。

杜甫雖然表達了對諸葛亮的看法,但你不一定同意,文學不一定是客觀的。例如失去吞吳的時機並非諸葛亮的錯。關雲長傲慢輕敵失荊州是大錯,劉備出兵夷陵大敗是再錯。所以看詩不能當歷史去看。以《三國演義》為例,裡面提到「諸葛亮智算華容,關雲長義釋曹操」,曹操赤壁之戰大敗,關公在華容道放曹操一馬,成為佳話。但正史《三國志》並沒有記載關公在華容道放曹之事。請留意《三國演義》是小說,它是根據正史去改編。但小說為吸引讀者必然加入感人情節,商業小說的成功是在於賣座賺錢,而非史實。而《三國志》則具有歷史文獻的價值。

在中國以言入罪是常見之事,言者無心聽者有意,所以文人特別容易惹禍。    蘇軾也是曾被以言入罪,後成為他思想的轉捩點。

蘇軾(1037-1101)是北宋文豪,唐宋八大家之一,號東坡居士,被喻為詩神,是中國被公認文學藝術造詣最為傑出的大家之一。蘇軾兼善書法和繪畫,〈黃州寒食詩帖〉為其代表作,乃繼王羲之〈蘭亭序〉、顏真卿〈祭姪文稿〉之後的「天下第三行書」。

神宗時蘇軾官至禮部尚書,後因反對王安石新法轉掉外職。其後發生了著名的「烏臺詩案」。蘇軾曾因言得失一名御史,御史借機指其上表中用語暗藏譏刺,加上蘇軾阻礙新法,對舊法也非完全支持,兩面不討好。他被指「愚弄朝廷,妄自尊大」遭到彈劾。御史指蘇軾詩句譏諷神宗政策,後被拘捕。蘇軾曾想自盡,但因為曾撰文稱讚朝廷,獲太皇太后及王安禮等人出面挽救,再加上神宗愛才,蘇軾終免一死,但被貶職至黃州。此亦為其文學創作的轉捩點。

從蘇軾的《赤壁賦》可以了解其思想所在。蘇軾在《赤壁賦》中借與客人對談,巧妙地帶出其對人生的看法。蘇軾與客人在船上遊覽赤壁,其中一句描述其感受:

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快活似神仙都是一些虛無飄渺的說法。但其實是要配合下一段。客人說:「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長終。」點出人生的短促和渺小。但客人指出希望「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最後說了一句: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明知挾飛仙抱明月不可為而為之,豈非庸人自擾?這究竟又是什麼意思?

我的看法是,皇帝是天子,所以與天有關的都是指朝庭。好像李白的什麼上青天攪明月這些古怪的說法,其實是指官運亨通,但這是不會直接說出口的。

蘇軾對客人說:「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意指人生於世都可享受清風明月大自然的美景,已無憾矣。反影蘇軾己看透世情,反樸歸真,不再爭逐名利於官場的豁達思想。文中亦提到曹操: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是在暗示曹操英名蓋世,現在又怎麼樣?好像有點自我安慰的阿Q精神。這明顯是其後期思想的轉變。

看看蘇軾著名的《水調歌頭》: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

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

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

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

此事古難全。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留意其中三句: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這樣的說法我看也是一種曲筆。「乘風歸去」顕然是虛構,瓊樓玉宇應是指朝庭,高處不勝寒意思明顯是指處高位不勝其寒的意思。所以蘇軾的結論是「不應有恨」,「此事古難全」,意指廚房肯定很熱,永難兩全其美。「但願人長久」是他最終的心願!

相比之下,陶淵明(約365-427)雖然也是遲官歸故鄉,「不為五斗米折腰」,但與蘇軾有很大差別。陶淵明在《歸去來辭並序》說:「誤落塵網中」,「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非常明顯,陶淵明很直接了當地說,官場難以適應。但蘇軾是想做官的,只是怕了裡面的鬥爭,所以他說: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蘇軾是有點無奈的感覺,畢竟蘇軾是做過大官的(禮部尚書) 。

曹植(192-232)也是值得一提,「才高八斗」的詩人。父親曹操看了曹植寫的文章,幾乎不敢相信是他寫的,問是不是請人代寫。曹植的文章善用豐富比喻,但較為沉鬱。在《贈白馬王彪》一文中,曹植說:「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人生如朝露是很生活化的比喻。

曹植說:「太息將何為? 天命與我違。」「苦辛何慮思? 天命信可疑。」他說了兩次天命,但我相信這天命不是指上天的意指,而是指天子即皇帝的意指。皇帝就是曹丕他的兄長。他的意思是說皇帝懷疑他。曹植說:「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疏。」意指有人搬弄是非,離間親情。一般的臣子是不會這樣寫的,顕示曹植與皇帝的關係非比尋常。曹植的寫法應屬半隠喻式,始終他的地位不是一般的臣子。

最後看一看新詩,代表人物是徐志摩(1897-1931),他倡導新詩格律,有代表性。看看這首小詩《偶然》:

我是天空裡的一片雲,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訝異,無須歡喜

在轉瞬間消滅了蹤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記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

從詩意上看應該是寫情。他說:「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從字面上看,大家相逢在海上,若在同一條船,為何會有不同方向?若在不同的船上,根本不會相逢。詩意上較為牽強。這詩是徐志摩較年輕時的作品,可惜徐志摩因墜機罹難,死時才34歲,所以看不到他中年後較成熟的作品。

胡適(1891-1962) 曾對大學畢業生授三個防身藥方:

  1. 總得時時尋一個兩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2. 總得多發展一點業餘的興趣;
  3. 總得有一點信心

有時學問也可以成為興趣,但要看自己的修為和學養。不論是古詩或新詩,他們代表中國的文學寶藏。文學是一種主觀的表達形式,風格各有特色,各自精采。中國是世界上詩歌最發達的地方。前人所做的作品,傳頌千古,我們應對他們所做的作出最崇高的敬意。

文學欣賞之文人多大話 (上)

「文人多大話」,這句話不知從何而來,但想來也不無道理。當然我不是說學術造假。但「學術宣傳」則確有其事。什麼叫學術宣傳?意思指一些學匠,為了宣揚自己提出的學術思想,為一己私利,踩低不同意見的學者。如果有根據有理由,學術辯論是沒有問題的,但沒根據的踩低則是另有所圖,缺乏學者風度。特別一些學報主編,為維護某一派學說,拒絕刊登異見者文章。探求真理只是次要,商人與學匠有時同樣是唯利是圖。

看看一些文學作品,便可知道文人多大話此言不虛。我雖然理科出身,但中學自修中國文學,會考竟取得優良成績,所以不論文科或理科的同學應修讀一點中國文學及歷史,只要用心去讀,文理科並非楚河漢界,不要偏執一邊。

要談文學欣賞,必須從幾個代表人物說起。首先看看白居易(772—846)的《長恨歌》。白居易乃唐代三大詩人之一,有相當的代表性。長恨歌裡面有一句:「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但有學者質疑,在皇宮裡,瓊樓玉宇,怎會是「孤燈」,油盡燈枯?白居易可能只是「靠估」,或者誇張其詞,營造氣氛,未必是事實。

再看看詩仙李白(701-762)的《將進酒》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黃河之水怎可能從天而降?奔流到海不復回的寓意是青春不再,但黃河之水從天而來的詩意則有點牽強。我想李白的重點是:「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 」人生短促但須盡歡,財富如浮雲,做人要發揮才能。這是李白的人生價值觀。但無奈借酒消愁,所謂「一飲三百杯」應該是誇大。「惟有飲者留其名」指文人多靠喝酒出名,亦顕示李白實在非常無聊。若做實事又何需靠喝酒出名?

杜甫這樣評價李白的文章:「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這亦是誇張其詞。其實李白的詩是有點「無厘頭」才對。

再看看李白的《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云》 :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
長風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
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
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
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銷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

這首詩的心境很特別,昨日之日不可留也是寓意青春不再,今日之日多煩憂很明顯李白的心情並不順暢。但後面又提到小謝。謝靈運為大謝,小謝即謝脁,為南齊詩人,宣州(今屬安徽)太守。李白贊美了小謝,又稱「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李白忽然情緒又高漲起來了,上青天攬明月亦是誇張的說法。但最後仍是「舉杯銷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我的理解是李白指「俱懷逸興」實際上是想說自己也有抱負,想有作為的,但現實是令人失望的。他是借小謝來宣示自己的懷抱。可惜最終仍是「人生在世不稱意」。

相對而言,詩聖杜甫(712-770)的詩較為沉實質樸、通俗自然。看看杜甫一首有極高評價的七言詩《登高》: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這幾句在寫境和表達心情都很直接,沒有一點誇張。

再看看杜甫的《春望》 :
國破山河在, 城春草木深。 感時花濺淚, 恨別鳥驚心。

連花也落淚,鳥兒也受驚,這是加強語氣的誇張手法。

要了解杜甫的風格,首先看看他的遭遇。杜甫曾應試,但落第。後來要向皇帝獻賦,向「貴人」送贈,拉點關系才得到少許資助。「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最後才得到一個小官做。杜甫說:「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他後來負責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門禁鎖鑰。

然而杜甫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生活。有一天杜甫入門即聞哭泣聲,原來稚子剛餓死了!試想杜甫雖然官小,但總算是個當官的,仍落得如此下場,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就更慘了。

「安史之亂」爆發之後,玄宗逃往成都。杜甫在避難途中不幸為叛軍俘虜,被押至長安,被俘的還有詩人王維,但杜甫因官小反而未被囚禁。正是禍福相倚。

博弈論的現實意義

納殊(John Nash)最近突然撞車身亡,他在領獎後遇車禍令人感到世事無常。這亦令我又再次想起博弈論(Game Theory),現在我對博弈論的看法較前成熟,值得在此談一下。博弈論又稱為對策論,或者賽局理論,其實是應用數學的一個分支。最早提出博弈論概念的是一個英國大使James Waldegrave (1684 – 1741),他早在1713年在信中討論博弈論的構想。而正式把博弈論應用在經濟學的寡頭壟斷duopoly的是始於1838年由法國學者Antoine Augustin Cournot提出。直到1944年,美藉匈牙利數學家馮諾伊曼John von Neumann與摩根斯特恩Oskar Morgenstern合著《博弈論與經濟行為》,是現代博弈理論應用於經濟學的里程碑,馮諾伊曼被稱為「博弈論之父」。博弈論也被應用於生物學、國際關係、軍事戰略等學科。生物學家John Maynard Smith和George R. Price在1973年的論文中,利用博弈理論來理解和預測進化。

納殊出身應用數學家,他在1950/1951年利用數學的不動點定理證明均衡點的存在,為博弈論奠定了理論基礎,並於1994年與兩名學者同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納殊對非合作博弈的貢獻,就是提出一個後來以其命名的概念為「納殊均衡」(Nash Equilibrium)。但這個納殊均衡也不是沒有爭論的,有學者甚至嘲笑這是「天真(Naïve)的均衡」。事實上,納殊並非經濟學家,他亦從末發表過經濟學的文章。納殊的貢獻是在數學理論而非經濟學。我看是因為一班經濟學家無無聊聊,「搞搞震」囫圇吞棗地把博弈論拿去套用在經濟學上,所以後來才會把諾貝爾經濟學獎頒予納殊。納殊自己也沒預料到會得經濟學獎,可以說他獲獎是非常幸運,真的是「有你終生幸運」!

博弈論被應用於其他學科我不便置評,但若應用於經濟學便要非常小心。基本上任何數學都可以套用在經濟學或財務學,但你得到的是一個數學結果,有沒有現實意義是另一回事。需知博弈論的開創並非為經濟學而設,只是後來經濟學家把博弈論套上去經濟理論。納殊均衡是數學上的結果,而非經濟學的結果。因此在經濟學上,其所得出的結論可信性有幾高,要自行判斷了。

博弈論是研究互動決策的理論,各參與者(players)的決策會相互影響的,而每個人在決策的時候,會同時考慮其他人的決策。在連串決策中,各行動方會選擇最有利於自己的策略(strategy)。「納殊均衡」則指出雙方會達至一個策略組合,任何一方試圖單獨去改變這策略都不會帶來更佳的結果。無人會改變自己的策略,則該策略組合就是一個納殊均衡。

這是表面的說法,但博弈論是用數學去證明,而證明過程中有很多特定的條件,在這些條件下,納殊均衡才會成立。而其中最關鍵的條件是遊戲中的規則(rules)。規則包括報酬(payoff)。規則及報酬改變,策略跟著改變,均衡結果也會隨之改變。納殊均衡是指,「有可能存在均衡」,而非「必然會存在均衡」。在數學的模型特例也只能是「有可能存在均衡」,在經濟環境的現實中,這個「可能」有多少機會真是天曉得。

博弈論是假設各參與者都是理性的,並且知道應該如何應對最為有利。理性假設可以說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靈魂。納殊均衡能否套用在現實環境中可以用納殊均衡的一個經典例子:「囚徒困局」(Prisoner’s Dilemma)去看。「囚徒困局」屬於靜態博弈,但並非由納殊提出,而是兩位數學家Merrill M. Flood 及 Melvin Dresher在1950年為RAND corporation做的一項實驗。

囚徒困局假設兩名疑犯被捕分開偵訊,若一人招供,而對方不招供,則坦白有功的可獲釋,對方不招供將被判刑5年。如兩人均招供,則均被判刑兩年;若兩人均不招供則最為有利,只判刑1年。在這情況下,兩人陷入招供或是不招供的兩難局面。雖然不招供最有利,但由於無法溝通,故從各自利益角度出發,恐被對方供出令自己被判囚5年,所以會選擇招供,結果兩人均不約而同招供及被判刑兩年,這種情況就稱為納殊均衡。

B 招供 B不招供
A 招供 (-2, -2) (0, -5)
A 不招供 (-5, 0) (-1, -1)

這個結論在數學上是沒問題的,但在現實環境中就大有商榷餘地。問題在那裡?

首先,任何一方招供(而對方不招供) 均可獲釋,但為何兩人均招供卻要被判刑兩年?在現實環境中,這樣的判罰並不一致是不可能發生的事。另一個問題是,這遊戲在開始己經假定雙方均有罪(所以即使雙方都不招供仍會各被判1年)。這在現實環境中並不太合理。在現實環境中,招供的一方應可減刑(無論對方招供與否)。若其中一方屬無辜,必會堅持不招供。在這情況下,遊戲的均衡便沒有這麼簡單,甚至不存在均衡。可惜我個人認為囚徒困局沒有合理的行為方案,而博弈論能否可應用至現實環境之中是有所保留的。

市建局的使命

我一年前在泰國曼谷買了一個單位,原因是我覺得曼谷是一個很好住的地方。在曼谷,外國人不能擁有地權,但可擁有分層大廈的單位。其實曼谷也有很多是2-3百呎的開放式單位,可見地方大小不是問題。但我發覺曼谷的公廁比香港的潔淨十倍! 香港己是一個有點兒濫法的城市(小小事都要告餐懵)。香港真丟人,大家去油麻地公廁看一下就明白,臟的破舊到沒法理解。一個人均產值那麼高,竟有公共設施屬三流的地方。兩年後高鐵落成,油麻地更是三鐵匯聚的輸杻,這樣的設施怎麼可以獻世?油麻地廟街、上海街及廣東道一帶,屬旅客區,有不少舊樓群,香港何不借鏡星加坡,替舊樓群油上顏色,加強本土特色。

最近前市建局行政總監譚小瑩發給市建局內部的電郵表示,自己和主席蘇慶和在市建局的理念、使命和方向有基本的分歧,所以請辭,電郵全文翻譯如下:

我昨日已向行政長官和市建局主席提出辭去市建局總監職務。辭職是一個困難的決定,但我與市建局主席在理念、使命和方向上有根本分歧,辭職是顧及市建局的最佳利益。我已經盡力修補分歧,但仍不能達成共識。我認為我已不能再領導市建局堅守其社會使命,所以決定辭職。

譚小瑩認為市建局是公營機構,應是以人為本,社會責任為重。她認為市建局應將社會使命放在盈利之前,不論是選址重建、協助業主翻新大廈、文物活化和保育都應如此。市建局是運用公帑和有權力收地,在取得土地、安置居民和清拆方面,必須向公眾負責。譚小瑩認為,將市建局定位為發展商,或者為發展商提供土地的收地經紀,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她總結過去多年,憑着市建局團隊合作和拼搏精神,確實對解決城市老化作出貢獻。

對於市建局的職責,相信很多人都不清楚,我覺得有必要在此討論一下。市建局的全名是市區重建局,顧名思義,主要職責是重建市區,特別是舊區。市建局的職責何在?我看過市建局的資料,但重新整理一下,市建局的職責應包括以下三項:

  1. 解決嚴重的市區老化問題,協助居住在殘破失修樓宇內的居民,改善其生活環境。
  2. 在適當項目範圍內保育歷史建築以配合活化地區。
  3. 透過重建適當地重新規劃土地用途,令發展密度得到充分利用、藉此改善環境及綠化,建設一個優質城市。

首先,市建局最主要的任務當然是協助舊區重建,問題是如何協助?是不是一定要市建局「御駕親征」去收樓,起樓,賣樓,甚至組織一支訓練有素的建築隊伍,才算得上達到市建局的使命呢?

你如果有本事,可以重新解釋市建局在舊區重建的職能。但萬變不離其宗,此中的關鍵在於市建局的財政來源。最初政府設立市建局給予100億元「家底」,屬一次過撥款。顕而易見,市建局的財政不可能有出無入,否則市建局要清盤是不遠的事。根據市建局的數字,2014-15年市建局錄得22.7億元的赤字。保育歷史建築及改善環境及綠化等工作,一般屬於開支性項目,只有地產發展是有盈利來源的項目。

可以這樣說,市建局的財政情況己限制了其部分項目必須有盈利的來源,必須拉上補下,否則連市建局自己都不能夠持續發展。若市建局做十個項目有2-3個是盈利的,其他的都是虧的亂七八糟的,我們就只針對其2-3個盈利的項目,指其貪得無厭做了發展商的角式,明顯是不公道的。但我認為市建局應在適當的情況下,才考慮由自己去做發展商,應盡可能交由市場去做,避免與民爭利。另一方面,有那些項目市場不會有人去做,但虧本也值得去做的。政府可考慮市建局在個別虧本位置項目略為放寬地積比,如10%,令其重建的可行性提高。

據屋宇署的估計,現時全港達40年樓齡的樓宇約有10,000棟,若單靠市建局之力,每年做100棟,也需要100年的時間。而且舊樓數目與日俱增,未來10年,將會按年遞增約600幢,市建局能夠做的只是杯水車薪,私人業主重建舊樓的速度緩慢不難想像。由於業權分散,特別是很多舊樓都沒有業主立案法團,部分貧窮業主無力維修(窮得只剩下一間樓),市建局便出師有名,可鼓勵(不只參與) 並協助樓宇重建。在這些情況下,市建局參與收樓有優勝之處,優勝之處不在於資源,不在於人力,而是擁有一把「尚方寶劍」:法定的土地收回條例權力,即政府可以循收回土地程序,徵用私人土地作公共用途,如道路計劃、防洪工程、排水改善工程、新街市、遊憩用地、消防局、公屋發展或任何在工務計劃內的項目。所以市建局更加需要留意什麼事可以做,什麼事可以由市場去做,避免與民爭利。

但單靠市建局做舊區重建顕然勢單力薄,我認為市建局利用私人機構去合作收樓是可行的,可加快舊區重建的步伐,這與市建局的宗旨是完全相符的。市建局收地然後賣給發展商去發展,也是可加快舊區重建的步伐,憑一己之力能做多少事情?任何可加快舊區重建的政策都必須考慮,我們又怎能簡單的一句說,市建局是發展商提供土地的收地經紀?

「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出自《史記-李斯列傳》。市建局應全面檢討如何與私人機構參與,可為當局帶來更多有重建盈利來源的項目。由市建局領軍,統籌,並舉行講座,令舊區業主更清楚權責所在。我們都親眼目睹SARS帶來的災禍,環境衛生極為重要,懶懶散散是難當大任的,大家應同心協力參與舊區重建,改善社區環境,無分你我。市建局不要高高在上,自以為是,固步自封,應多聽各界意見,以人為本,舊區重建才能收到宏效。

企業壟斷的形成

我在《經濟學新思維》中提出市場壟斷的新理論。我想補充一點,傳統的市場壟斷理論,主要是討論壟斷企業出現的形態(structure),但從未解釋市場壟斷企業是為何會形成?如何形成的?對工業組織有卓越研究的史特勒(George J. Stigler, 1911-1991, USA),1982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也只是提到壟斷是由於經濟規模大(economies of scale),只容得下一家企業,令競爭者無空間進入市場(barrier to entry)。 這樣的說法,意思就好像在說,壟斷企業是渾然天成,一蹴即至。若是政府安排的專利企業,這種說法當然沒問題。但若是自由市場的運作下形成,這種說法便難以令人信服。

我在前文己指出,市場壟斷的關鍵在商品的特質,而非產業組織。換一句話,壟斷企業的出現是一種形態,是壟斷形成的結果。有因必有果,見到果了,因從那裡來?這正是我之前說的:商品的特質。在此我想舉一個有趣的例子。你若把麵粉混入水中攪拌,過一段時間,麵粉會聚成一團。但你若把沙混入水中攪拌,無論多長時間,都只能是散沙一盤。我想說明的是,不同的物質會有不同的結果。當然其中的變化還可能牽涉到程度上的問題,杰一點或淡一點,都與物質的特性有關,產生出來的形態和效果都會不一樣。

市場壟斷也有同樣的意義。每一種商品的稀缺性(scarcity),需要性(necessity)和替代性(substitutability)都有程度上的分別,所以壟斷的形式也可以因程度上的分別,而有所變化。例如有寡頭(oligopoly),卡特爾(cartel) 等較弱的壟斷形式。

我想指出一點,商品的特質是市場出現壟斷的須要條件(necessary condition),但並非充分條件(sufficient condition)。那麼什麼才是市場出現壟斷企業的充分條件?答案就是回到經濟學的基本步,凱恩斯說的一句話:推動企業的引擎是利潤。簡而言之,市場經營有利潤才有企業加入,有利潤企業才能發展,成長,壯大。但有很少情況才會是「一企獨大」的壟斷形式,這要視乎市場的容量。好像香港的地產市場,能出現十家大型的發展商的機會很少。

有了出現壟斷的須要條件,壟斷企業的形成或可以用混沌理論(Chaos Theory)去看。混沌理論主要是研究宇宙中的狀態。古希臘哲學家對於宇宙之源起即持混沌論。混沌理論指出,萬物之始,發展並無一定的軌跡可循,看似一堆毫無關連的碎片,但在混沌狀態過程之中,這些無關的碎片會逐漸形成一個整體。

再引述我在《經濟學新思維》中市場壟斷的一節:

企業之所以能成長壯大,便是它找到市場缺口及效率提升之道。反之,若市場只存在很多小型企業,則只屬「小散亂」市場的格局,表示仍未有企業找到效率提升之道,找出突破。當有企業成長壯大,再下一個階段便是企業併購,這便是我之前提出「1+1大於2」的階段,這亦是公司形成的動力,反影企業通過併購進一步提升市場效率。

然而壟斷企業的形成並非一蹴即至,它需要時間。史特勒在解釋競爭市場時,引入了時間的因素考慮,原文是這樣說的:

Time is a factor in the completeness of knowledge. It takes time to learn which industries or jobs are most remunerative, or to learn the prices quoted by various sellers (or the quality of services and product), and one’s knowledge is more complete and reliable…(p.8, The Organisation of Industry).

但我看不到史特勒有解釋壟斷企業的形成。壟斷企業在尚未形成之時,開始也會有多個競爭對手。大家都在尋找如何經營才能得到最大的利潤。

我們見到的市場壟斷是壟斷的形式,即使是競爭理論,也有指市場見到的參與者只是形式,不是真正的競爭情況。經濟學己經指出,即便市場上只有一家企業,市場也可以形成競爭性價格,即所謂的可競爭性市場Contestable market。只要市場沒有進出壁壘(Barriers to entry and exit);潛在競爭者(potential rivals)可隨時進入市場短兵相接。當市場中的現有企業回應,降低價格以迎戰新競爭者時,競爭者又可適時退出。經濟學稱這是游擊戰略,「打了就跑」。在此情況下,即使市場上形式上僅存一家企業,該市場仍然是極具競爭性。廉價航空業常被引用作可競爭市場。潛在競爭者見有利可圖可以租用飛機,並對市場內存在高利潤時可快速反應。我記得認識一個做服裝零售的朋友,在深圳一個商場開服裝店,她說商場裡很少有像她的貨品賣,競爭不大。果然,開始的時候生意挺好,是賺錢的。但逐漸有競爭者見你生意好,就在附近街上用更低的價格賣相同或接近的貨品。結局不問可知,那服裝店很快就做不下去了。由此可見,競爭的形式只是表像,看到沒有競爭不一定是真正沒有競爭。

一般企業的壟斷是通過兩個方面達致:(1) 擁有關鍵性的生產資料(factors of production);(2) 生產技術或科技的專利註冊(patent)。關鍵性的生產資料當然必須含有我之前所說的三種特性,即稀缺性強,需要性高和替代性低。專利註冊是要保障知識產權,避免被競爭者抄襲。但專利註冊的商品也是會有不同程度的競爭。如蘋果手機在市場亦面對幾款型號手機的競爭。

至於生產資料,甚少私人企業會壟斷其市場。重要的生產資料通常由政府擁有,然後通過拍賣予生產商。在拍賣市場中的競爭,政府便可取得生產資料的租值(economic rent)。生產商通過拍賣市場取得關鍵性的生產資料,其出售的商品也具有一定的壟斷性質。但其所得利潤會(部分)被生產資料的拍賣收入所抵消。

香港的房屋市場便是一例。有不少人指香港的房屋市場是寡頭壟斷。其實政府擁有土地作為房屋興建的關鍵性的生產資料。私人企業可在土地拍賣市場爭逐土地。政府便可取得土地的壟斷租值。香港在70年代,社會安定,地產市場迅速發展,開始形成大型的發展商。最著名的是太古地產在70年代決定發展太古城,但太古現時在住宅市場的發展較為低調,轉向發展商業物業為主。香港在70-80年代房屋需求殷切,但90年代後房屋需求己趨穩定,1997-2003年,住宅樓價下跌了七成。現時香港大型及活躍的發展商約有5家,其他的小型發展商就不少,但掙不到地皮也只能是紙上談兵。有不少小型發展商主要是從舊樓收購取得土地發展,或是買一些大發展商沒有興趣的小型地皮。土地是壟斷的關鍵因素,而地產市場結構只是土地特質所表現出來的形式。香港的地產結構應己到達均衡點,市場的規模有限,賣地亦有限,要再擴展市場只能是進入內地了。